第四，司法权必须保持被动、中立，人民法院应逐步退出存证领域，由公证机关主导区块链存证。
人类的精神活动包括理论化活动在列，都是在信念表达所提供的空间范围内展开的。因此，他既批评德沃金的文本主义，认为它错误地将约束文本或话语解释者的希望寄托在文本或机构的历史上，而不是寄托在作者意图上。
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脱离了他赖以成长的特定的、地方性的物质环境(各种次要属性)，结果不是本质自我的呈现，而是根本就不会有自我存在，我们不可能从一块白板开始，却依旧是那个能够开始的某人。在这些活动中，行为者是作为某个特定共同体所共享的背景和训练的一种移动延伸(moving extensions)而行为的，即以一种无需任何理论作为指导的方式行动，尽管中间可能会有反思性的暂停、怀疑、后悔、甚或一开始就出现失误。(14) 总之，费什的共同体概念保证了意义理解的一致性，能够对解释中的意见一致现象做出解释。也即是说，费什的解释共同体概念解释不了某一特定解释(此解释而非彼解释)何以成为一致意见的问题。费什的法律解释理论以解释共同体概念为核心，包含读者反应论、听众说服论和解释的有限意图主义等内容，背后蕴含深刻哲理。
每个机构都必须专注于自己独特的工作任务，不应试图去做其他机构的工作，或者试图让其他机构去做自己的工作。理论是你能够拥有的东西，你可以远距离地持有它、运用它，但是信念却是在拥有你，因为在信念和信念能够让你做出的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距离。由于我们必定都是镶嵌于社会中的存在物，因此我们不可能将自己的所有信念都置于怀疑论之下，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自身信念之外找到一个阿基米德点并由此出发对我们的一切信念加以审视。
其研究主题广泛，涉及法学、政治学、文学等不同领域，因和罗纳德·德沃金、欧文·菲斯、理查德·波斯纳等人的学术论战及其所发表的犀利、独到的观点而在美国法理学界享有盛誉。(37)也就是说，在费什看来，正是基于人类自我的镶嵌性本质，我们无法成为怀疑主义者或相对主义者，不是因为我们智力局限，而是因为我们天生是镶嵌在社会中的自我。同时，和其他反基础主义者不同，费什也并不认为那些论断或判断因此是错误的，是虚幻或错误的意识。这一方面是因为，出身和历史等偶然事件能够让我们充分认识和了解一些东西，却也让我们对许多其他东西一无所知。
当费什说不管借助什么去约束解释，在进一步的审查之下最后都将证明是解释之产物的时候，他的意思显然是说，无论借助什么去约束狭义上的解释，在进一步的审查之下最后都将证明是广义上的解释之产物。(28) 基础主义承诺，人类能够获得客观知识，只要是建立在人类对其外部世界的准确感知和理解的基础上的即可，无论那一世界是物理世界还是形而上的世界。
在这些活动中，行为者是作为某个特定共同体所共享的背景和训练的一种移动延伸(moving extensions)而行为的，即以一种无需任何理论作为指导的方式行动，尽管中间可能会有反思性的暂停、怀疑、后悔、甚或一开始就出现失误。如果费什的理论为真，那将是对法律的一种深刻误解，其结果一如其他学者所言，可能是灾难性的： ……认为一切都以说服即修辞为根基，的确有着深远的影响，尽管它对理论自身的影响不像人类社会所理解的那么大，但是对法律实践而言却当然如此。⑥ (二)解释共同体概念 将意义的决定权归于读者，会导致解释的虚无主义或解释的无政府状态，⑦即一种完全的、不受约束的主观主义吗？费什的回答是否定的。(57) 费什的确让我们去追问一切，但却又没有给读者可能心生的疑惑提出充分的、融贯性的解答。
理论是意识的特殊成就，而信念则是形成意识的先决条件。反基础主义认为，我们所能拥有的任何思想和感知，都是由先在的信念、价值、范畴等建构和启动的其实，哈特不仅承认我们的法律体制广泛认可了正义原则和个体道德诉求，而且指出某些基本的法律规则与禁止杀人、使用暴力、偷盗等基本道德原则是重合的，因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事实陈述：所有法律体制在这些最关键的方面事实上都是与道德一致的。所以，我们也不可用应然置换实然，拿一条规则是否符合我们认同的应然性道德标准作尺度，断言它是不是法律规则。
否则的话，倘若我们像哈特那样忽略了它们与日常道德必然关联的事实，坚持将两者隔断，恰恰会适得其反地遮蔽这些实证法在实然维度上的事实真相。也不能单凭一条规则在道德上值得意欲的理由，就说它是一条法律规则。
④(23)[英]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97，99、117页。(23)显而易见，这段话一方面承认恶法也是法律，另一方面又主张，从事恶法禁止的行为并不等于犯法，因而从一个角度清晰地展示了边沁由于既赞成恶法亦法，又赞成恶法非法，却无从将二者统一起来的两难困惑，同时也清晰地体现出边沁在这个问题上与哈特片面强调恶法亦法，主张人们应当服从恶法约束力的见解之间的深刻差异。
(21)刘清平：《价值负载、价值中立和价值重载——人文社会学科的构成和使命》，《兰州学刊》2021年第1期。(24)然而，撇开奥斯丁在应然维度上由于同时主张实证法应当符合神性法，否则人们就不应当服从而面临的与边沁类似的严峻张力不谈，他在此流露的要求人们服从恶法的有效约束力，结果严重扭曲了正义感的错谬意向，也不像哈特认为的那样是基于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而毋宁说是因为他把自己业已分开的实然法与应然法又混为一谈了，所以才会走向与自然法思潮主张的应然即实然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实然即应然，却没有看到下面这个关键点：尽管恶法在实然维度上的确是法，如同良法一样具有法庭强制实施的有效约束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应然维度上也应当像服从良法的有效约束力那样，服从恶法的这种有效约束力。(26)另一方面，第一个要点要求人们维护实证法的安定性却与哈特的见解类似，潜藏着实然即应然、现实即合理的扭曲意向，把实证法具有实际效力的事实描述直接转换成了应当维护实证法的实际效力的价值诉求——或者说把实然维度上的忽略其好坏对错直接转换成了应然维度上的忽略其好坏对错，结果与后两个要点形成了冲突：要是第一个要点成立的话，为什么在恶法严重违反正义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可维护它的安定性，反倒应当否定其有效性呢？即便恶法严重违反了正义，它不还是实证法，因而还有应当维护的安定性或有效性吗？事实上，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某些由于强调法的安定性主张人们应当服从恶法的见解。如前所述，指出这一点，正是法律实证主义通过区分实然法与应然法作出的最重要理论贡献。所以，无论我们在应然维度上怎样不喜欢某种实证法，觉得它严重违反了自己认同的规范性正义理念，乃至设法抵制它的约束力，都不可像自然法理论家那样，否认它是现实生活中具有实际约束力的实证法，否认它是法理科学的研究对象。首先，从实然角度看，恶法无疑是实证法，因为我们在法理科学的研究中采取非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忽略了它的恶后，剩下的任务自然就是如实揭示它作为法的本来面目，诸如它是谁依据怎样的正义理念制定的，如何诉诸国家机器发挥强制性的约束力，造成了哪些实际后果等。
依照某种法律，违反它的行为就是不正义的。然而，哈特不仅没有看到这里的关键在于人们考察实证法的时候持有的两种不同认知态度，遗忘了奥斯丁主张实证法和实证道德都包含了实然与应然两个不同维度的精辟观念，反倒还南辕北辙地将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分水岭归结为法律是不是与道德截然分离了，即便受到了批评，也只是改口承认法律偶然地满足了某些道德的要求，却依然拒绝肯定这种关联的内在必然性，结果严重削弱了法律实证主义由于区分实然法与应然法而具有的强大生命力，让它落入了扭曲事实、自相矛盾的理论泥潭。
结果，普通人也很容易在现实生活中将实然与应然混为一谈，认为实然维度上的合法直接等于应然维度上的正当或正义，甚至认为服从恶法也是正当或正义的，却遗忘了事情的另外一面：只有当人们认为某种实证法符合自己认同的规范性正义底线时，他们才会认为符合这种实证法的行为是正当或正义的。⑥刘清平：《需要视角下的存在概念——兼析存在论的人生哲学定位》，《阅江学刊》2020年第4期。
不错，如同哈特所说，边沁和奥斯丁都主张，不能单凭一条规则违反了道德标准的事实，就说它不是法律规则。(15)这种共识的影响力如此之大，连肯定了法律与道德关联的哈贝马斯也声称，他想一开始就把法律与道德区分开，把法律理解成依据它的可能证成以及诠释和实施方面的约束力而宣称具有合法性的现代实定法。
普遍地宣称所有与上帝意志相矛盾的恶法都是无效和不可忍受的，是在鼓吹无政府主义。3.实证法如果违反正义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就失去了有效性。进入 刘清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哈特 法律实证主义 恶法亦法 。二十多年后在《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的导言里，为了表明这种一贯的立场，哈特依然延续了《实证主义及法律与道德的分离》的说法，指出他反对那些主张法律与道德必然关联的观点，捍卫边沁和奥斯丁有关实然法(law as it is)与道德上的应然法(law as morally it ought to be)之间区分的见解，(13)仿佛不在此加上道德上的一词，就不足以彰显这种区分的要害在于法律是否与道德分离似的，却没有察觉到在这类自相矛盾的折中调和中，他回避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倘若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影响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倘若法律事实上再现或满足了某些道德的要求，非要在理论上将两者强行隔断，岂不是严重扭曲了它们在实然维度上的真实面目？ 然而，尽管存在这种明显的漏洞，将法律与道德截然分离依然构成了奥斯丁之后法律实证主义的共通立场——哪怕支持者们的其他具体观点彼此有别。
(15)[英]约瑟夫·拉兹：《公共领域中的伦理学》，葛四友主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2页。另一方面，所有的法律规则在社会中付诸实施后，又会将它们蕴含的正义理念落实到日常生活中，通过自身的约束力影响和改造日常道德，尤其是诉诸强制性的制裁迫使人们接受自身体现的道德诉求和行为规范。
尤其考虑到哈特在语言哲学以及分析法学方面的良好素养，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个教训更是警醒我们，倘若在出发点上失之毫厘，就有可能差之千里，所以才有必要谨慎地辨析基本概念的复杂语义，以便澄清某些很容易误导走偏的棘手问题。因此，前者主要陈述或探究事实，后者主要讨论理由。
(14)[奥地利]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447页。(28)[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0-111页。
③按照这段论述，恶法非法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在应然维度上不喜欢或厌恶某种法，觉得它违反了我们认同的正义标准，因而认为它不是法。②接下来提到边沁的某些零散论述时，他又引用了奥斯丁依据这种区分反驳恶法非法、主张恶法亦法的一大段论述，要点如下：法的真实存在是一回事，法的好坏优劣是另一回事。再如，哈特似乎更倾向于认同奥斯丁的见解，因为后者在指出法的存在是一回事，法的好坏优劣是另一回事后，猛烈抨击了自然法思潮主张与神性法冲突的人定法没有约束力，因此也不是法的观点：最有害的法即便与上帝的意志完全冲突，也是并且一直是法庭强制实施的法。恶法亦法的意思则是说，只要某种法在实然维度上真实存在，哪怕我们在应然维度上不喜欢它，觉得它是道德上不正当的恶法，它仍然是一种具有实际约束力的法。
在这种意思上说，这个陈述必然如此。与之相反，有些规则完全具有成为法律的道德资格，却依然不是法律。
而在引入我们的非认知需要特别是规范性道德立场，从实然维度转到应然维度后，我们就不应当再像实然维度上那样继续忽略其好坏优劣了，尤其不应当凭借恶法亦法的实然理由肯定恶法的应然正当性，否则就会像奥斯丁和哈特那样犯下把实然当应然的逻辑谬误，亦即把承认恶法的实际约束力偷换成承认恶法的正当约束力，把有关恶法约束力的实然性描述解释偷换成应然性辩护证成，最终走向严重扭曲正义感的悖论结局。从这里看，边沁和奥斯丁有关实然与应然的区分不仅十分精辟，而且还很有意义，揭示了自然法思潮只考虑法律应当怎样，却忽视了法律实际怎样，乃至以应然即实然(或者说把应然当实然)的方式否定恶法亦法的错谬倾向，指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意志诉求和情感偏好当成了法律是否实际存在的认定标准。
其次，无论是奥斯丁指认的实证法与实证道德的区别，还是哈特指认的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主要涉及道德领域内法律与日常道德(狭义道德)这两个部分的关系。内容提要：哈特指出了边沁和奥斯丁区分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原创性贡献，却未能发现这种区分的根源在于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之别，反倒将它归结为法律与道德的分离，结果在背离他们精辟见解的同时，又在奥斯丁混淆实然与应然的错谬看法影响下，走向了实然即应然的歧途，以主张恶法也有正当约束力的方式扭曲了正义感，没有看到恶法亦法的意思只是要求在实然维度上忽略恶法之恶而承认它是实证法，并不包含在应然维度上肯定其正当性的因素。
